Jack 的綜合部落

　　東吳大學 劉源俊(前)校長
(現任物理系專任教授)

五四運動迄今已逾八十年。「五四」時代提倡科學，不止因為其實用價值，也注意到其精神及方法（名為「賽先生」）。科學月刊創刊迄今也即將屆卅年。科學月刊在「寫在零期出版之前」（民國五十八年八月）的發起辭中提到「…….不但要普及科學，介紹新知，並且要啟發民智，培養科學的態度，為健全的理想社會奠定基礎。」然而必須說，八十年來，知識界在科學態度的提倡與培養這方面，一直是失敗的。「五四」時代的「賽先生」不過是曇花一現，很快就為工業建國的洪流所淹沒；到現在，則政府「提倡科學」不外兩種用意，一是發展技學與技術以利用厚生，增進國防，二是增加論文篇數以提高SCI排名－－總之是為急功近利（甚至有些人是想多培養幾個諾貝爾獎得主）。

大致而言，科學一詞並沒有被真正理解；提倡者總是藉其名各說各話，以致大家莫衷一是，最後則是掌握最大資源者擁有最高的發言地位。

我深深感覺到，要提倡一樣觀念，必須用能落實在自己文化中的語言，而且要簡單易懂，才能冀其有功，否則會事倍功半，或以訛傳訛。「賽先生」是音譯，「科學」一詞來自日譯，都不能顧名思其義，因此不論是提倡「賽先生」或是提倡「科學精神」，在一般人心中一定是不知所云，不過是玩弄名詞而已。

日譯科學，原有「分科之學」之義，拿來譯sciences（諸學）或可，譯science則完全不能掌握其精義。science原本之意，其實即中國的「學問」，學問之道在《中庸》裏講得很清楚，要「博學之、審問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篤行之」。精神與方法是知識之所由來。要提倡技學（technologies）須先提倡科學（sciences）；而要提倡科學，應先提倡學問（science）的精神與方法。至於學問的精神與方法則不止可以用在知的領域，更可以用在行（做人做事）的領域。

十六世紀以降，西洋「現代學問」（modern science）興起，發展出一套「科學方法」來，其中包括實驗、觀察、形成概念、建構理論、驗證等，建構理論的方法則有所謂歸納法與演繹法。有理論之後，則可促進技術之進步；此泰西現代文明之由來。

然而，多年來，學問方法固多有探討，「方法論」且是大學中許多學系的必修科目，學問精神（或「科學精神」）則少見談論。一般比較熟悉的不過是胡適之先生所說「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」之類。若隨便問一個人，「什麼是科學精神？」或「何謂不科學？」，恐怕不是答不出來，就是不得要領。其實，《中庸》的「博學之、審問之…」一句，若作一現代詮釋，似可以涵蓋「現代學問」的精義；即：經廣泛並仔細觀察蒐集事情（博學之），揀選其中有用之資訊（審問之），用心形成概念並建構理論（慎思之、明辨之），然後付諸應用（篤行之）。這一詮釋可以用到物，也可以用到人世。

務實、明理、善用 

由於一般人習用「科學」一詞，不察其義，所以有各式各樣的誤解。其實要說明科學，應分三個層次來說才能講得清楚，即：科學精神、科學方法與科學知識。

所謂科學精神，可以概括為務實、明理與善用三方面。說提倡科學精神，不如說提倡務實、提倡明理、提倡善用來得清楚明白。若要批評一個人，說他「不科學」，也不如批評他「不務實」，或「不明理」，或是「不善用」。

先談「務實」。觀察、實驗或調查都應「無徵不信」，即要求證據，而證據應該愈確實愈好。然而任何觀察都容有出入（誤差），所以完全的「真確」是不可能達到的，如何是好呢？必須「精益求精」，例如現在的儀器已可測量到一位小數，就希望未來的儀器可以更測量到兩位小數。另外，在蒐集資料或描述的過程中，常常大家還忽略一點，就是應該「知所先後」，還要「適可而止」；換言之，要會抓重點，先抓最主要的重點，然後抓其次的重點，然後抓再次的重點，等而下之。舉個簡單的例子。如果要一個人描述地球的形狀，說是球形對嗎？一定不真確，因為經過測量之後大家知道有些扁。但是說是扁球形對嗎？還是不真確，因為北極處有一些兒凸。那麼說是有點兒凸的扁球行嗎？還是不真確，因為到最後大家知道這裏有喜馬拉雅山，那裡有大峽谷，…甚至這裏還有棵大樹…。那麼地球形狀到底是什麼呢？一味要求真確，根本就無法描述，反而是「不務實」！為小學生講地球形狀，球形即可；為中學生講，可以提到有點扁（但要注意，扁的程度非常小，小於百分之一；換言之，地球的圓，比任何用圓規在紙上畫的圓還圓）；為理科二年級以上的大學生講，或許可以提到用「球諧函數」展開的觀念。歸結來說，「務實」包括了「無徵不信」、「精益求精」、「知所先後」與「適可而止」這些觀念。

其次談「明理」。依據觀察的現象與事情來建構抽象的理論，其基本著眼點乃是要「執簡馭繁」、「綱舉目張」。然而必須認識到，任何理乃是孟子所說的「心之所同然」；既是心的產物，就不可能是「真理」。而任何理都有其適用的範圍，所以必須「知有所止」，不可能放之四海皆準（當然愈能普適的理論愈會受到推崇）。什麼樣的說法言之成理呢？則必須一能「自圓其說」（即「統貫」）；二能「旁通」，即不孤立而能與其他的理相通；三能經得起重覆驗證。理必須不怕挑戰，因為「愈辯愈明」；當遇到不同的理都能適用同一類現象時，則應容許「並行而不悖」，然後再經由時間的考驗，「擇優去劣」。任何理論都有其「本」（paradigm），「本立而道生」。又，理論的發展必有其淵源，所以必須溫故才能創新。

其實，《論語》中所說「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」一句，若重新以現代語彙來詮釋，頗能說明「明理」精神：「毋意」指理論必須「統貫」（consistent），不可率意逕行；「毋必」指知「有涯」（limited）；「毋固」即相當於Popper所說的「可否證」（falsifiable）或「可辯駁」（refutable）；「毋我」則有兩層意義，一指要「可說」（communicable），一指要能「旁通」（compatible），總之必須是「心之所同然」（inter-subjective），不然就不是「理」，只是戴震所說的「意見」。

再談「善用」。一般人是活在現象界的層次；以前的農業社會裏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，到現代則資訊充斥，多數人不經大腦。直接從現象界的體會也能應用，但終是小用；從現象界建構出理論來，則容有大用。此泰西自科學昌明後突飛猛晉的基本原因。務實與明理的精神本身就有大用，可應用到做學問、做事各方面；而科學理論所衍生的技學可利用厚生；至於科技發展所帶給人們的諸多禍害與隱憂，更是需要善用科學方法與知識去解決。善用之道首需善心，其次要「循序漸進」，要「因境制宜」，要「兼籌並顧」，最後才可能「止於至善」（恰到好處）。

所謂「科學方法」，指的是據「科學精神」所發展的方法，視研究對象而異，並不能一概而論。近人甚至有「學問無定法」（Against Methods）之論，在此不贅。至於「科學知識」，則指本科學精神，用科學方法所獲得的知識。大英百科全書將學問分野為五大類—邏輯、數學、科學、哲學、人文學與史學；其中科學又有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之分。

澄清一般誤解 

科學要義既如上述，在這裡要澄清常見的一些誤解：

一、   科學並非只是所謂科學家的事，更不要以為科學家才懂科學。普通人只要「務實」、「明理」、「善用」，就有科學精神，反而我們常看到許多知名的「科學家」，說起話來或做起事來，卻很「不科學」。

二、   我們不能認為現代人比較科學，古代人比較不科學；因為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說，現代與古代同樣有務實明理之人，有不務實不明理之人。同樣的，中國與西方都有務實明理之人，也都有不務實不明理之人。

三、   科學並非萬能，但很有用（powerful）。

四、   科學講究冷靜，而非客觀；因為任何理論都是心的產物。

五、   科學講究超然，而非價值中立；前述務實、明理與善用就是一種價值。

六、   一般人習慣用「求真」來描述科學精神，但科學不可能求得「真確」，亦不可能求得「真理」，而是「認真」，「真求」是「實事求是」；另方面則「求美」與「求善」也許更能代表科學精神。

七、   理論一旦形成，就成了應用的依據，其中必有「信」的要素在；但科學講究的是「誠信」，而非「迷信」。

八、   任何理論都是「發明」（invention），而非「發現」（discovery）。

九、   理論講究「成一家之言」（即形成「典範」，有所「本」），但不可孤立。

十、   科學本是人類文化的重要成分，一般人把「文化」的意涵窄化為「人文」，甚至又進一步窄化為文藝之類，是顯然不認識文化，或對科學有嚴重誤解。

真求美善、易簡又新 

前面將「科學精神」歸納為「務實、明理、善用」三樣。至於「民主精神」的精義又是什麼呢？似可歸納為「尊重、講理、 制衡」三樣。「科學」與「民主」在注重「理」字上是相通的。何謂理？孟子說「心之能同然」；《易．繫辭》有「易簡而天下之理得，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」；王安石〈答司馬諫議書〉有謂「蓋儒者所爭，猶在於名實，名實以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」；戴震〈理〉有謂「理也者，情（按：實也）之不爽失也，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」。「理」字是科學與民主之要義，應當給予進一步闡發。

最近思考，更體會出用「真求美善、易簡又新」八個字來詮釋「理」。首先，一般總以為「科學求真，藝術求美，宗教求善」，這是錯誤的說法：第一，科學不可能求到真理，科學精神是要認真地去求理（所謂「實事求是」），所以應該強調是「真求」而非「求真」；第二，美、善兩因素在科學都是不可或缺的，任何科學理論必須漂亮（本身既統貫，又要與其他理論旁通），也必須有用（求普適，能預測，能實用），所以說「真求美善」。

其次，《易．繫辭》提到「易簡而天下之理得」；科學精神要義之一是執簡馭繁，所以《易》是抓到了要點。然而舉例而言，許多研究易學的人往往陷於泥古不化，硬是將兩千多年前的易經拿來在現世上套；固然可能有成功之處，然而卻嚴重忽略了另一項科學精神的要義，也就是《大學》上所說「茍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及《論語》上所說「溫故而知新」的創新精神。科學理論必須不斷因為現象界的發展而革新，否則就不符合其基本精神。所以說「易簡又新」。

「科學」本是人類文化中的重要成分，「真求美善、易簡又新」則是基本的人文主義精神。因此若從源頭上看，各分科之學，其精神本相通；而各門科學對象不同，方法各異，學者遂有術業各有專攻的差別。

大家常引C.P.Snow的話，講文科與理科間的鴻溝，那是西方人的說法。然而我們看，在美國的大學裡，通常文科與理科是同屬一個學院（或文理學院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or College of Letters and Sciences，或博雅學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），文理雖有鴻溝，卻還統合在一個屋簷下；在我們這裡則不知道是什麼因素使然，連抄襲西方都抄錯，把文科與理科一開始就分得清清楚楚，各屬不同學院。甚且，人家是文、理一家，我們一般人則習慣於把理、工混為一談。換言之，如果說在西方，文科與理科之間有鴻溝，則在我們這裡，文科與理科之間有一道崇高的分水嶺。

結語 

我們提倡科學，首先要正本清源，了解學問的本質，體認學問精神的精義，然後推及實用及實行的範疇。

社會是人之積聚，人是心之器。學問是人的理性之產物。如何發揚理性，締建美而善的社會，是過去人類文化史的主脈絡，更是廿一世紀我們面臨的重大課題。